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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

2019-07-10来源:开心聊情感
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

1985年,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和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在北京大观园中对台词。大观园位于北京宣武区南菜园护城河畔。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红学专家、古建筑家、园林学家和清史专家共同设计、建造了这座仿古园林,力图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描写。(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6303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没有具体统计表明,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重播过多少次。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曾在2014年向吉尼斯世界纪录申请:《西游记》重播了三千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任大惠根据15年前从央视得到的统计估算,《红楼梦》至今大约播放了1500次。

任大惠在央视版《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担任了制片人或制片主任。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演员张洪杰上来打招呼,自我介绍是《三国演义》导演助理,在《水浒传》中扮演了济州太守张叔夜。他原计划饰演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后来才得知这个角色由任大惠亲自饰演。

“这脸蛋还见过,但是名字叫不出来了。”任大惠坦诚相告,在剧组朝夕相处的人员近两千号,多年过去,很多人已经记不得了。

从1984年至1998年,由中央电视台筹拍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全部制作完成并播出。经典在诞生之初,充满了非议和曲折。任大惠常常忆起《红楼梦》播出之后,自己骑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小胡同,两边家家户户传出主题曲《枉凝眉》,时而因此流泪。“一辈子都忘不了”。之所以如此难忘,是由于“前因那么多,全是拦路虎”。

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

1986年饰演薛宝钗的女演员张莉与红学家周汝昌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片场。剧组先后举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请周汝昌等专家指导演员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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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

1978年,日本将《西游记》改编为电视剧。这版《西游记》拍摄得到了中方协助,播出后在日本大受欢迎,还远销至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过,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仅播出三集,就收到数百封观众来信,未能继续播出。女演员夏目雅子饰演唐僧,尤其被公众视为难以原谅的篡改。

那一年,中国电视已经具备了录播技术,电视剧初具雏形。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剧组导演蔡晓晴记得,她和同事王扶林、杨洁的日常工作,就是剧场戏剧的转播和录像。空余时间,她常去台里的图书馆翻文学杂志,寻找适合改编的小说。当时编剧还未成为正式职业,导演们常常苦于没有剧本。

王扶林前往英国BBC考察,看到莎士比亚、莫里哀和萧伯纳等文学名著都改编为电视剧,极受震动:中国的名著那么多,不比莎士比亚差呀!回国后,他向央视领导建议,“先学人家搞名著”。他提出,《三国演义》《水浒传》武打戏多,《西游记》需要特技,最符合制作条件的是室内戏居多的《红楼梦》。

“我这话就是随嘴一说,光胆儿大了。我当时都没研究过《红楼梦》,后来才知道它的一句话、一个微表情都说明了人性,它才是最难拍的。”王扶林在多年后的采访中说。

任大惠在中央广播文工团当歌唱演员,他所在的男声四重唱走南闯北,最红的时候在上海的体育馆为1.8万人演出。随着他年岁渐长,有人劝他转去做电视剧制片。制片要做什么?人家解释:“导演不管的事你全管。”

王扶林得知后,给任大惠写来一封信:我要拍《红楼梦》,一部很大的作品,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管生产?“管生产”也就是后来的制片主任。任大惠把信保留至今,那封信言辞恳切,还强调:“你我都一把年岁了。”1983年12月31日,任大惠正式进组,时年46岁,王扶林年长七岁。

《西游记》几乎同时被提上了日程。在一次央视文艺部组长会上,时任副台长洪民生宣布完王扶林拍摄《红楼梦》,突然转向杨洁,“要是让你把《西游记》拍成电视剧,你敢不敢接?”杨洁脱口而出地回答:“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她就此正式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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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事都能让《红楼梦》塌下来”

王扶林曾询问央视领导,拍《红楼梦》的目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普及中国的古典名著和传统文化,宣传中国的古典文化。“台里当时有那么一个计划,要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四大名著要做完,有通盘的考虑。”蔡晓晴对南方周末回忆。她后来成为《三国演义》导演之一。

央视请来了大量文坛与红学权威为《红楼梦》担任顾问,包括沈从文、曹禺、朱光潜、杨宪益等,专家们很兴奋,但也认为改编困难重重。例如,对许多人认为由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如何处理,大家争执不下,红学家周汝昌主张弃之不改,任大惠愁得失眠。最后决议是仍需要这个结尾,但尽可能缩短篇幅。

电视剧《红楼梦》开拍半年后,传来了著名导演谢铁骊筹备电影版的消息。在任大惠和王扶林眼中,谢铁骊相当于“影视界的天王”,《早春二月》等作品令他们相当敬服。1980年代,刚刚诞生的电视剧也缺乏影响力,按蔡晓晴的说法,“当时觉得电影才是艺术,电视剧不是艺术”。

剧组里不少红学家转去为电影版担任顾问了。任大惠回忆,王扶林时常低头不语,抠手指头,喃喃自语:“还拍电影……”他自己也难受和不甘,好不容易申请到500万元经费,现在已经花掉一两百万:“退也不能退了,我没法儿交代,我任大惠是一条汉子。”

年轻演员们看出气氛不对,纷纷询问该怎么办。任大惠安抚他们:电影老大哥拍提高版,咱们没他们水平高,拍小人书、拍普通版。“快点拍,拍完了就是胜利。”任大惠回想,“拍完了我交差了,至于将来怎么样我管不着,这钱该花的都花了,我能有个交代了。”

《红楼梦》一度几乎被叫停。广播电视部时任部长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提意见:听说这个《红楼梦》拍得不怎么样,先拿出两集看看,不行就下马吧。原来,外界不断传出剧组“演员跳贴面舞”之类的谣言,因此引起部长的警惕。

阮若琳一手促成《红楼梦》开拍,在任大惠眼中“很懂艺术,非常果断”。她半个月去一趟剧组,顶着压力保证:“我看到的是好的,是正气的,没有问题的。”

如今回想,任大惠感叹:“每件事都能让《红楼梦》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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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找的贾宝玉还没生出来”

由于古典名著的篇幅和体量,电视剧要在25集以上,制作规模非常庞大。此前,最长的连续剧是王扶林在1981年导演的《敌营十八年》,仅有九集。

任大惠向广电部打报告申请经费,讨论到酬金,负责审批的一位副司长提出,演员可以给片酬,但央视的工作人员不能要。任大惠、王扶林在内的一大批摄制人员在台里已有工资,计财司质疑:你也上班,我也上班,凭什么再拿一份?

任大惠和对方理论:你那是8小时上班,我们是24小时上班。剧组统一住宿,只能在周六晚上回家,周日下午回来报到,由他亲自点名。好说歹说,他争取来平均50元的奖金。任大惠、王扶林和宝黛钗凤四位主要演员每集70元,“十二钗”其他人60元,依次递减,一两句台词的丫鬟20元,没台词的算群众演员,不再另给酬劳。

为节省开支,剧组选在远离市区的圆明园招待所,“床板费”便宜。演员们每天可以领到4角钱加班费,还有节余的1元“床板费”为日常补助。有人每天吃方便面,省下饭票钱。如果一个演员超过半个月没有戏,制片部门会买票让他先回家,节约“床板费”。

最初选角时,剧组决定先选贾宝玉,剧作家吴祖光两次泼冷水:“你们要找的贾宝玉还没生出来。”

在中国戏曲学校,一位武生小演员脱颖而出,身高大致1.65米,“不能太高,太高没法配戏了”。由于拍戏需要暂停学业,任大惠特意找台长为小演员写报告,毕业后如果学校无法分配,央视负责他工作去向。定下来之后,遴选其他角色和筹备经过了大半年,再通知贾宝玉进组。大家傻眼了,小伙子长高不少,不再适合扮演情窦初开的年纪。最后只好道歉,把人清退了。

欧阳奋强被选中饰演贾宝玉,大家才安下心来。演员里有鞋厂工人、商场售货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七八十人组成学习班,经过四个月集训,早起吹哨,活动腰腿练功,上午听专家讲课,下午练习演小品。

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

1984年,21岁的欧阳奋强和19岁的陈晓旭被选定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陈晓旭当时在鞍山话剧团工作,她写了一封自荐信给剧组,并附上了一张照片和刚发表的两首诗。这封信吸引了导演王扶林,他认为陈晓旭完全符合自己的标准:“不但要美、要弱柳扶风,还要有诗人气质”。(资料图/图)

每天拍完戏后,任大惠最为忙碌,王扶林回宿舍把门一锁,待在房间里写脚本,有事找他,一律回应“找任大惠”。演员多为18至20岁的年轻人,朝夕相处三年多。任大惠感觉剧组就像寄宿学校,台里担心安全,要求不许随意出门,“虎狼成群在外面等着,你不能出问题”。

剧组也因此培养了“一家人的感觉”。30年后聚会,王熙凤扮演者邓婕的丈夫张国立出席,笑称自己是“家属委员会主任”。他感叹:“30年以后一召集就来这么多人,只有你们《红楼梦》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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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拍过历史剧,你不算一个真正成功的导演”

1986年到1987年,《西游记》与《红楼梦》先后播出。成功制作了电视剧《聊斋》的福建电视台打算拍摄《三国演义》,由台长俞月亭牵头,请知名编剧张笑天等人改编剧本。但几年后,俞月亭职务变动,此事作罢。阮若琳在一次会议里找到他:“如果不让你当台长了,《三国》我也要收回。”

不久后,阮若琳在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上正式宣布,《三国演义》由央视收回拍摄。成立筹备组已是1990年,拍摄条件明显优于前两部。但由于耽搁几年,早早定下1994年元旦必须开播。蔡晓晴形容,相比过去两部“由着拍”,“三国是赶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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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编剧杜家福、朱晓平、刘树生、叶式生、李一波和周锴开始《三国演义》剧本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和时任《艺术研究》杂志编辑的孟繁树担任剧本参定。图为刘世德(右一)、孟繁树(右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中)、总导演王扶林(左二)、总制片人任大惠(左一)在讨论剧本。(资料图/图)

任大惠再次担任总制片人,但总导演迟迟不能确定,毛遂自荐者甚多。任大惠在怀柔农村的一个片场找到王扶林,希望请他担任总导演。王扶林回忆,自己“有点天旋地转”,不知如何作答,只好问:“你能不能容我考虑一下?”任大惠爽快答应,“能,给你三分钟。”

三分钟后,王扶林答应出任总导演。他很快就年满60岁,收到了台里的退休通知。他托任大惠向广播广电部副部长王枫申请,延迟了退休时间。

《三国演义》采用总导演负责制,五位分集导演分头拍摄。阮若琳告诉蔡晓晴,“搭班子不能是‘武大郎开店,一个比一个矬’,都要强兵强将”。导演要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孙光明来自湖北台,拍摄过电视剧《诸葛亮》;张中一有丰富的战争戏、马戏经验;张绍林拍了不少古装剧,得过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蔡晓晴是唯一的女导演。此时她已从业近20年,《有一个青年》《蹉跎岁月》都获得了飞天奖一等奖,但她擅长城市与现实题材,顾虑自己不能胜任《三国演义》。但拍“四大名著”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那时候有一种说法:没有拍过历史剧,你不算一个真正成功的导演”。

蔡晓晴带组最先开拍,为大家开路,一共拍摄了全剧的三分之一,包括“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等名篇。她花大半年时间研究原著和史书,参考评书与扬州评话,走访了“三国”时期的文物和旧址。她感触良多,确定全剧的氛围应该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不是一个儿女情长、家庭父子之间的东西,而是一个江山社稷、改朝换代,是各路英雄来竞争天下的这么大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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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拍摄时分为3队5个组,分别由导演蔡晓晴、沈好放、孙光明、张绍林、张中一带领。蔡晓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所在的组拍摄集数最多也最先开拍。图为1991年刘备、关羽、张飞的扮演者及工作人员在桃园三结义外景场地开机留影。(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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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触别的戏,就像闹着玩似的”

《三国演义》的领导班子和专家多次开会,确定改编的原则是“忠于原著”。既然原著是“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有所区别,对于主要人物刘备与曹操需要“尊刘贬曹”。

诸葛亮的选角非常关键,原定由濮存昕扮演,临时与他的话剧档期冲突了。唐国强最初是来试镜周瑜,突然有人提议,黏上胡子再试试,结果效果颇好。当时质疑不少,唐国强的“奶油小生”名声在外,总有不看好的评论见报。

一周后拍摄“隆中对”,大家都有感于他的认真程度,台词从不出错,王枫亲自敲定。唐国强凭借诸葛亮一角成功转型,此后陆续出演了大量历史人物。

蔡晓晴的导演组有四五位女导演,加上服装、化装有不少女工作人员,现场找厕所是大难题。在延庆的荒漠中拍摄,女孩们只好一整天不喝水,后来制片部门帮忙围了席子,搭成临时厕所。

词作家王健和作曲家谷建芬为《三国演义》谱写了11首歌,两位均为女性。蔡晓晴佩服她们创作中的内在气势,“人家说这是一部男人戏,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女性在里面还是起了挺大的作用。”

比起前两部名著,《三国演义》的难度在于场面宏大,在无锡、涿州兴建了两个影视城,很多场景都是边建边拍。剧中士兵由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扮演,制片部门一层层向上写报告,通过中央军委调用部队,一共调用约四十万人。场面最大的“火烧赤壁”由蔡晓晴拍摄,共有2500人,经过了多次排演、练习。

剧组的伙食比不上部队,群众演员常常先吃上饭。在康西草原拍摄“三英战吕布”,剧组后勤什么都没有,部队伙房已经运来了热腾腾的包子,军人们对蔡晓晴说,“导演,尝尝我们的大包子。”

战场需要硝烟、扬沙,大家总是盼着刮风,没有风,军旗耷拉着,火烧赤壁也烧不起来。剧组想尽了各种方法,小场面用鼓风机,拍赤壁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借来了一台飞机,利用螺旋桨造风。剧组找来大量稻秸秆,切碎,丢进风中,仿作扬尘。戏里戏外,都借来了东风。

在太湖边拍摄前,蔡晓晴和制片主任、美术设计一起去了当地的吴王宫磕头。按当地人说法,建影视城动了土,要拜了蛇精才能保佑顺利。“磕了十几个头,磕完了以后胳膊都酸了,为了拍戏,也不管那些了。”蔡晓晴笑着说。

“各种各样的,该经历的也差不多都经历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拍完《三国演义》,再接触别的戏,就像闹着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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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电视剧厉害,我们竞争不过你们”

《红楼梦》拍完后,王扶林有三十年时间“不敢看”。把成片送审过程中,王扶林请假溜走了,“我觉得我的《红楼梦》肯定是要挨骂的,所以我就回避了。没参加审查,说明缺乏信心。”

王扶林形容自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花费了680万的巨额经费,另一方面,批评文章层出不穷,从情节、台词到灯光取景、服装质料等细节,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被批评“举止凝重了些”“达不到‘潇湘妃子’的仙姝水准”。王扶林曾说,遭遇了“笼统的表扬,具体的否定”。

尽管如此,《红楼梦》播出后家喻户晓。任大惠清楚记得,有一次和邓婕、沈琳(注:饰演平儿)在西单路上,一个年轻男孩一直在喊沈琳。那时候这是新鲜事,“‘这是你影迷’,大家哈哈都笑了”。

曾差点叫停拍摄的部长给出肯定,“还是拍大戏好”。副台长戴临风也在会议上表扬:电视连续剧是反映古典名著最好的方式。

《三国演义》的收视率直逼当年春晚。蔡晓晴有一次在医院做手术,病房里的孩子头头是道地给她讲三国。“‘告诉你吧,曹操是枭雄’。我说‘什么叫枭雄’,‘就是他阴、毒。’讲得一套一套的。”

《三国演义》得到“五个一工程”奖,任大惠获“十佳制片人”,奖品是一架钢琴。他去上海领奖,原打算筹拍电影版的孙道临导演向他道贺,“你们电视剧厉害,我们竞争不过你们。”

四部剧的演员或歌手都曾登上春晚。《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创作完成后,词作者易茗顾虑,“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不是合适?任大惠把歌曲小样拿给台长杨伟光听,杨伟光说,“大惠好,上春晚。”

四大名著电视剧都出口到了境外。卖得最好的《三国演义》创下最高单集1.5万美金纪录,价格是《红楼梦》的十倍。第一个卖给泰国,任大惠也不知道如何定价,他提出6000美金打算让对方议价,没想到立即成交了。谷建芬分到25万元,对任大惠说,“我已经六十岁了,生平第一次手里拿那么多钱。”

接下来,《三国演义》陆续售至台湾、香港、日本。《三国演义》原著在日本广受欢迎,早已有漫画小人书。电视台采取周播制,84集一年都播不完,他们不仅购买了全集,还另外买下了19集的精编版。

精编版由蔡晓晴亲自剪辑。《三国演义》首播那天,她带组在无锡拍摄赤壁之战,没能看到播出,导演、演员们后来抽空观看,都觉得赶制之下,遗憾诸多。例如“苦肉计”中周瑜打黄盖,应该打给曹操派来的蔡中、蔡和看,但给出的反应镜头却全是诸葛亮。蔡晓晴在每集90分钟的精编版里,把细节重新调整好,日方负责人发现了这些修改,特地打电话来表示赞同。

《三国演义》在NHK电视台三年播完两次,负责人联系任大惠,问版权到期了,再播需要多少钱。任大惠对这样的版权意识大为感动,电视剧卖到全世界,只有日本主动追加费用。

如今电视研究者谈起四大名著电视剧,将之称为知识分子电视剧、精英电视时代。蔡晓晴回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那么商业化,我们的目的特别单纯,就是为了拍好一部戏,为了能给全国的观众提供一部更好看的作品。”拍好四大名著有多难?87版红楼梦曾险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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